鸦片战争?不,是茶叶战争

鸦片战争?不,是茶叶战争


鸦片战争,是贸易战,是金融战,是一场因茶叶而引发的战争茶叶饮料,散发着清香, 人们已经遗忘,它曾经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历史……


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英国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巨大,这个国家的白银几乎耗尽,因为后者只接受这种支付方式,在此期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如果要把它换算成中国方式的“两”计量单位,那就在后面至少乘以四。


茶与鸦片的战争

18世纪,中国的茶叶成为全球贸易链条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改变了世界风尚,还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独立战争和鸦片战争。但这个帝国对游戏规则的迷失,使大航海时代的最后可能性从此消失了。


1773年4月,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为福建武夷山区带来了开年的第一场雨。清晨,一个茶农将顶着露水的三片鲜嫩茶树叶子摘下。已经是山区的烟雨季节武夷春茶迎来了一年的采摘季。

中午时分,那三片鲜嫩的叶子,走进武夷山区的星村镇,这里是武夷山区的茶叶集市,每年第一场春雨过后,茶市开埠,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南来北往的茶商纷纷聚集。清人刘靖曾经在《片刻余闲集》中记述,“山之第九曲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在这里,那些鲜嫩的叶子被集货、炒制、包装,做成武夷茶。


腰缠万贯的茶商们,从这里进行茶叶集市贸易,然后运走。南下广州,再由行商交给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


整个早上每个茶农只能采摘不到两斤的鲜嫩叶子。他们从集市交易现钱,这些年武夷茶的行情日益见好,越来越多的茶农们追逐这项交易。而他们不知道,自己日常生活中普遍流通白银竟然来自美洲,他们更不知道,从那一刻起自己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


贸易圈

18世纪的全球贸易遵循海洋季风的洋流,周而复始,宛如一轮逆时针行走的旋转木马。动力是商业利益,载体是横行世界的快速帆船。在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地图里,中国正处于这场游戏的地理中心。


大约是在每年的1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借着冬季洋流的尾巴,开始远航。在伦敦,满载本土制造品和烈酒的快船开始起航;在广州,上个交易季换来的茶叶和瓷器装满帆船开始返航。新的一轮全球海洋贸易循环正式启动了。


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计划,他们几乎不用自己花费白银,就可以通过一连串的三角贸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前提是只要有船。


东印度公司代表了一群海洋野心家们的梦想,而在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刚刚启动,消费抬头,那些醉心于食货的人们,对一切中国趣味趋之若鹜,中国茶自然首当其冲,泡在茶杯里的正是上一个贸易季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


那些年,一部荷兰话剧《茶迷贵妇人》,已经在整个欧洲风靡了半个世纪,不止是话剧本身,还包括话剧里的主角们。下午茶,已经改变了英国人的日常起居生活,也随之改变了整个贸易格局的重心。


季风吹到了印度洋,满载着茶叶的快船飘香海岸,18世纪的印度半岛已经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作为经济贸易的副产品,文化已经在这里登陆。


1773年的夏天,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带到了这里。夜晚,《仲夏夜之梦》正在加尔各答的剧院里上演,在印度这部巨著的名字被翻译成《爱神的春梦》。

作为英国的贵族,哈斯丁斯保持着饮中国茶的习惯。他在品味武夷茶和莎翁喜剧的时候,心里正在盘算着,整个全球贸易的平衡。也就是在那一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取得了鸦片贸易的独占权。那个夏天,困扰在这个英国绅士心头的一个大问题是,该不该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


起先,出于道德或者是这种非法贸易的恶劣影响,这个英国人对鸦片贸易选择了否决态度,他说,这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须,仅仅是奢侈品中的有害物,不应该被允许。但这种道德没有持续多久,英国人就改变了主意,从表面看,好像还是武夷茶的原因,因为英国人为购买这种叶子,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白银。



那一年,最终英国人倒向了以鸦片换茶叶的政策。

季风吹到大西洋,满载着中国茶的船只到达西岸的波士顿,已经是1773年的冬季了。这一年的海洋贸易季已经趋近尾声。12月,冰冷的海湾充满着暴力的味道,一伙印第安人打扮的青年人,正在预谋着事件。前一年4月份,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被封存在锡纸包裹的茶箱里,长途航行让它们香味弥足。夜晚,那些青年人冲上东印度公司的快船,将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倒入大海。那些来自中国的武夷茶,经过了9个月的海洋旅程最终没有被冲入茶杯,而是被冲入了海洋。

这次事件最终引发了后来美国的独立。追问历史的细节,人们发现导火索竟然不是在那些印第安打扮的青年手里,而是在中国武夷山的茶农手中。而整个事件的最终后果,却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料到的。


封闭的茶路

腰缠万贯的茶商从福建星村镇的集市走出来,带着鲜嫩的茶树叶子,开始寻觅南下的路子。事实上,他们和身后数以万计的茶叶担子,可以选择的行走方式只有一条。18世纪的中国,茶叶的出口交易,只在广州一处。通向广州的路途千辛万苦而且花费不小。一如茶商在回忆录里记述的那样,从武夷山到广州,那些鲜嫩的茶树叶子要换七次船,交四处税。

从福建星村搬运一担(100斤)武夷茶到广州的代价大约在3.8两银子左右,这差不多占去了最终交易价的三分之一多。


旅途充满了波折,茶商们先用竹筏将茶叶运到崇安。之后,再由挑夫挑过山岭,到达江西的铅山。再经过多次转运到河口镇,到南昌。到达江西界经九江关,过赣关,经过大庾岭过梅岭到达广东,最终从韶关进入广州。

倒不是没有其他的替代路线,武夷茶从厦门走海路,到达广州的成本每担只在0.4两左右。


而不幸的是,从产地到出口,途中帝国政府可以征收四次关税。为了这个目的,清政府规定福建本省所产的茶叶,禁止从厦门出口,只能走这条路。

直至每年的十月,千辛万苦的茶叶担子才在广州西关茶市聚集,这里早有行商云集。在广州,行商作为官方特许的海外贸易经营机构,垄断着茶叶的出口。

后者通过注水式的加价最终将茶叶交到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手里,这时候,一担子武夷茶的价钱已经到达到了9两银子。而其中行商的利润就有5两。


事实上,行商的这些利润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阶层,炫耀式的消费和官府的不断榨取,最终让这些行商们都走上了经营不善相继破产的路子。

大约在来年的1月,新鲜的武夷茶装船运离广州,进入全球海洋贸易的网络。源源不断的茶叶贸易,为帝国换来的是白银。

作为茶叶贸易的起点,18世纪的中国却是白银的终点。


那时候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几乎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用什么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

不久,他们随即沮丧地发现,源于这个古老帝国一向自给自足的习惯,欧洲产品几乎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市场!

除了白银,这个国家好像一无所求。

而另一面英国人对于茶叶的广泛爱好更是有增无减,起先他们还可以维持微妙的平衡,而到1773年,一切出现了变数。


1773年的变数

英国茶叶的情缘早在1664年就已经结下,那一年,国王查尔斯二世接受了从中国带来的两磅气味怪异的黑叶子。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最普通的饮料,每年消费大约在1200万磅。英国人渐渐离不开这种温和刺激的饮品,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因为财政部针对茶叶的税率高达100%。


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英国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巨大,这个国家的白银几乎耗尽,因为后者只接受这种支付方式,在此期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如果要把它换算成中国方式的“两”计量单位,那就在后面至少乘以四。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生活并不富裕,一个警官每星期的收入是一英镑,一个码头工人每小时的微薄收入是6便士。而那时候每磅茶叶的最低价格也在二分之一英镑。


起先,英国通过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获得银子。英国货船先从本土装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把黑人做奴隶卖给那里的农场主,这是第二笔交易;这些利润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白糖、棉花、咖啡,剩下的是以银子的形式运回来。那时候,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而每年这里产出的白银,有一半最终留在了中国。


到了18世纪70年代,美洲的白银产量持续减产,英国人依靠白银购买茶叶的希望看来越来越小了。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国人对于英货一如既往的冷漠,整个18世纪,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随着英国国内茶叶消费的不断扩大,通过东印度公司,漏向中国的白银也是节节上升。到了七年战争以后,英国和法国在海外殖民地的这场世界大战,搞得英国财政捉襟见肘。战争结束,英国立刻爆发了金融危机,政府极度缺钱,将手伸向了海外殖民地。1764年,针对北美殖民地颁布的一系列的税收,第二年再颁《印花税法》。

到了1773年,英国人的《茶叶法》引发了波士顿那场针对中国茶叶的运动,两年后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


茶党的余波

七年战争后,英国虽然在北美大地上打败了欧洲列强,但要治理好北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却非易事。为了加强对北美的控制,减轻由战争带来的沉重债务负担,英国在北美实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税法,其中最主要的有《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

《印花税法》将殖民地的报纸、书刊、营业执照乃至学生毕业证书等等,举凡印刷之物,均须缴纳印花税。

税法一出,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各殖民地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大会并发表了抗议书。



面对这种局面,英国议会被迫取消了这一法案。

然而,不两年英国又颁发了《汤森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一切物品课以重税。这一税法使殖民地物价大涨,再次引起民众抗议。

英国政府出于无奈,于1770年废除了《汤森税法》的大部分项目,但对茶叶税一项却予以保留。


到了1773年,英国政府为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这部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

条例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而在此之前,新大陆的茶叶进口被走私垄断,位于大西洋西岸的波士顿更是个桥头堡,当地富商约翰·汉考克号称走私王。条例的颁布直接触动了这些富人的利益,以汉考克和知识分子萨姆尔·亚当斯为首,组成了波士顿茶党。茶党在咖啡厅聚会,号召人们远离茶叶


1773年11月,当装载342箱茶叶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开进波士顿港,引起了茶党的注意。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群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拒绝。当晚,在茶党组织下,化装成印第安人的青年闯入船舱,将东印度公司三只条船上的342箱茶叶(价值18,000英镑)全部倒入大海。


茶党事件引发了两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彻底丧失了国内商品的北美市场。到了1807年,英国和美国通过法律,严禁贩卖奴隶的行为;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美洲银路受挫。英国人之前位于美洲的“三角贸易”链彻底受阻,手里可以控制的白银资本已经中断,面对中国茶叶的贸易逆差日益增大,让英国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而也是在1773年他们在印度看到了希望。


鸦片市场

那两年,来自国内的金融危机和北美的一系列问题,让英国人不得不开始尝试寻找新的出路。

是否有一种中国人也迫切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英国人对于茶叶的需求一样,使他们愿意为此支付白银。

1772年,带着这个疑问,首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赴印就职。英国议会对他的最大期望就是寻找钱路,解决英国财政。

英国人起初选择了棉花,但这个办法效果不明显。最终,他们看上了鸦片。


在此之前,鸦片在中国上层社会已经开始流行,因为治疗痢疾这个东西效果明显。从数目字看,18世纪50年代,中国每年进口鸦片的数量维持在15吨左右,而到了1773年,这个数字有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势头,达到了75吨。而到了1820年,竟然升至900吨。

这期间英国政府处于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

1773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时而为之,但是他们随即选择了阻止。因为这种非法的贸易影响了他们在中国正当的茶叶贸易。为此这家公司设在广州的代表处曾经向新的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发出请求,停止从印度的鸦片贸易。后者在1773年表示同意,他说,鸦片是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需,不应该被允许。

但是随后,这位英国绅士的理想主义很快让位于财政和政治上的现实需求。白银已经在美国的革命中消耗一空,而那时西班牙与反叛的殖民地结盟,英国人再也拿不到可以变通的货币购买茶叶



在哈斯丁斯禁止鸦片贸易十年后,他开始矛盾的放开了鸦片贸易。1782年,他允许用两艘船出口了3450箱违禁鸦片。其中的一艘到了澳门,而那时候鸦片在中国还找不到热切的买主,这个国家还没有上瘾。而这个上瘾过程只用了15年,18世纪的最后十年,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到了19世纪初,英国每年开始向中国出口的鸦片达到了4000箱,为此后者每年将为鸦片支付250万两白银。

在18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中国政府意识到了鸦片的严重性,开始强烈谴责了这种贸易,朝廷的告示写道,外国人显然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和好处,但中国人购买这种毁灭性的毒品,的确可恨可憎。


19世纪的前二十年,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数在中国增长缓慢,这一时期每年5000箱的贸易,正好与英国对于茶叶的需求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随后,英国的技术革新彻底打破了这个平衡。前一个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市场上大批机械化棉纺品的出现,剩余产品倾销到英国殖民地印度。为了为不断增加的棉纺品买单,印度人开始疯狂的种植、出售鸦片。

一个新的三角贸易链开始形成,在这个英国、印度与中国的三边贸易圈里,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载体,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一个新的东亚贸易的旋转木马自此启动,也随后拖垮了中国。



茶的战争

1793年马戛尔尼爵士,带着乔治三世的使命出使中国,他希望在北京建立英国使馆,以便英国船只获准在广州以外的港口停靠。在当时,广州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允许外国船只停靠的港口。这个人满为患的地方,让英国人感到局促,他们试图打开更广阔的中国市场,以便销售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剩余价值。

他们甚至打算为此放弃不道德的鸦片市场,他们授权马戛尔尼爵士可以终止英属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贸易。前提是中国打开大门。

马戛尔尼的东方之行最终因为一套滑稽的客套礼仪而破产。公使团一行花费了8万英镑,中国也丧失了最后一次主动开放的机会。马戛尔尼两手空空的离开中国时,对这个国家做出了片面的评价,他认为这个帝国老迈、疯狂,已经漂泊无依,最终将在岸边撞成碎片。


25年以后,1816年第二任英国公使安赫斯特再度访华,他依旧在礼仪的问题上碰了钉子。最后,这个英国公使离开中国的时候,甚至没有和中国的皇帝见上一面。

这期间,英国驻华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

到了1833年,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垄断特权,所有的英国商人都可以经营对华贸易了。那一年,出口到英国茶叶增长了4倍,为平衡茶叶贸易的鸦片也极具增长,数字一下子飙升到3万箱。

这个数量的鸦片对于中国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那两年,武夷茶的出口达到了顶峰。茶叶换回的不是白银,而是鸦片,在中国,鸦片的流通程度已经赶上了之前白银。

1840年的那个4月,部分中国人试图中断那个不道德的鸦片贸易链条,而他们看到的也只是贸易链条中的一部分。英国人对于中国茶的兴趣已经成为习惯,而他们手里当时仿佛也只有鸦片能够维持这种习惯。英国货在中国依旧没有市场,这仿佛更是关键

在第一场春雨后,茶农们忙不迭地将最鲜嫩的三片茶树叶子摘下,一场战争也自此打响。






茶叶引发的战争简史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茶叶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公元1575年,明朝终于结束了一场历时三年的清河堡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攻击中原边境军事要塞的战争。进攻方是蒙古汗图们札萨克图率领的蒙古各部,以及女真族的建州部。打了三年,战争没有胜利者,蒙古各部死伤惨重,明军虽然最后守住了清河堡,但是主将裴成祖战死,军民伤亡不计其数。

  引发这场战争的,却是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茶叶


  关闭茶市,引来战争

  三年前明万历皇帝刚刚登基,首辅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为官方垄断,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于是民间私茶、黑茶兴起。首辅张居正上任后决意打击民间走私,于是出台了暂停茶叶边贸的诏书。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和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马上重开边境茶叶贸易。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甚至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也就是说,把自己当作开放茶市的人质。

  一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三年的血战让茶叶贸易回到了原点。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

这种因为茶叶贸易中断而挑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饮茶习惯,饮茶在北方民族,是一种生理需求。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可以从中得以补充。茶中大量的芳香油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降低胆固醇、加强血管壁韧性。茶叶的功能恰好能弥补了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缺少的环节。

  因此,中原民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卡断了茶叶的供应,几乎能断绝少数民族的生命之源。


 茶税挽救国民经济

  隋唐之前茶叶一直是皇家贵族的专属饮品,寻常百姓很难喝到这种昂贵的东西。茶叶慢慢进入百姓家中,是隋唐之后的事了。公元758年,唐代陆羽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从此茶的产量也逐年增加。

  真正把茶叶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是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的威信衰落,各地藩镇割据,为了筹措粮饷进行消灭割据势力的战争,唐德宗开始对茶叶征收什一税。这项税收政策执行了两年,国家财政状况就有所改善。在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朝廷财政困难的时候,都会开征茶叶税以解燃眉之急。

  唐文宗大和年初,文宗皇帝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把所有的茶叶交易都放在官府开设的市场内,茶叶由官府统购统销就解决了定价问题。由文宗皇帝宣布的茶榷制度,使茶叶成为国家垄断的交易。这是一条对后世影响重大的诏书,茶榷制度从唐文宗时期制定以来,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取消。最初制定茶榷制度的唐文宗并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增加税收的一个举措变成了一个延绵千年的国策。

  茶叶成为战略物资

  茶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当成了战略物资。在宋代,茶叶跟战马息息相关,这时中原王朝已经失去对北方草原和河套地区等养马地区的控制,也就是说要想获得战马,只能通过交换的方式与产马地区的民族各取所需。

  那么中原地区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引起少数民族的兴趣呢?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中西方贸易的桥梁,在丝路上运输的主要货品丝绸、棉布、茶叶和瓷器都是中原地区的特产。茶叶,无疑比其它物品更适合承担交换战马的功能。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出产茶叶的地方往往是丘陵地区,这些地方并不适合种植其他农作物。也就是说,中原文明要想扩大茶叶产量,根本不会挤占原有的粮食、棉花等作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茶叶是中原文明独有的作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完全不适合茶叶的生长。于是,茶叶变成了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茶马交易的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明朝初年的茶马贸易价格是“马一匹,茶千八百斤”。然而到了明代中叶马价已经压低至“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边境部落对此自然非常不满。辽东、宣府、甘州等地,屡屡因为茶叶贸易而起争端。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采用关闭茶马互市的方式来惩罚购买私茶的边境部落。由此类似清河堡战役这样的茶叶战争,在明代中叶之后频繁发生。

  明王朝以茶马互市作为制约边患的利器,统治者们片面地认为只要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然而,大明王朝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王道。明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倾轧,守边官兵的种种贪腐问题,使得茶马互市的天平向着关外倾斜了。

  边境部落渐渐对明王朝不时靠封闭茶市作为要挟的手段感到厌倦,并且不再甘心用辛苦养大,视为生命的牛马去换取少得可怜的茶树叶子。茶马贸易使得明王朝强大兴盛,然而最终由于过于相信自己对资源的垄断,整个王朝还是被原本臣服在茶叶武器之下的北方少数民族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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