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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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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所说的“茶具”主要指茶壶、茶杯、茶勺等这类饮茶器具。唐代文学家皮日休《茶具十咏》中所列出的茶具种类有“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其中“茶坞”是指种茶的凹地。“茶人”,按照现代观点,不应纳入器具。

历史

  茶具,古代亦称茶器或茗器。据西汉辞赋家王褒《僮约》有“烹茶尽具,酺已盖藏”之说,这是中国最早提到“茶具”的一条史料,到唐代,“茶具”一词在唐诗里初处可见,诸如唐诗人陆龟蒙《零陵总记》说:“客至不限匝数,竞日执持茶器。”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唐代文学家皮日休《褚家林亭诗》有“萧疏桂影移茶具”之语,宋、元、明几个朝代,“茶具”一词在各种书籍中都可以看到,如《宋史·礼志》载:“皇帝御紫哀殿,六参官起居北使……是日赐茶器名果”

  茶具范围宋代皇帝将“茶器”作为赐品,可见宋代“茶具”十分名贵,北宋画家文同有“惟携茶具赏幽绝”的诗句。南宋诗人翁卷写有“一轴黄庭看不厌,诗囊茶器每随身。”的名句,元画家王冕《吹萧出峡图诗》有“酒壶茶具船上头。”明初号称“吴中四杰”的画家徐责一天夜晚邀友人品茗对饮时,他趁兴写道:“茶器晚犹设,歌壶醒不敲。”不难看出,无论是唐宋诗人,还是元明画家,他们笔下经常可以读到“茶具”诗句。说明茶具是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茶具按其狭义的范围是指茶杯、茶壶、茶碗、茶盏、茶碟、茶盘等饮茶用具。中国的茶具,种类繁多,造型优美,除实用价值外,也有颇高的艺术价值,因而驰名中外,为历代茶爱好者青睐。

  “茶籯”是箱笼一类器具。唐陆龟蒙写有一首《茶籯诗》“金刀劈翠筠,织似波纹斜。”可知“茶籯”是一种竹制、编织有斜纹的茶具,“茶舍”多指茶人居住的小茅屋,唐皮日休《茶舍诗》日“阳崖忱自屋,几日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煎柴蕨,乃翁研茶后,中妇拍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诗词描写出茶舍人家焙茶、研(碾)茶、煎茶、拍茶辛劳的制茶过程。古人煮茶要用火炉(即炭炉),唐以来煮茶的炉通称“茶灶”,《唐书·陆龟蒙传》说他居住松江甫里,不喜与流俗交往,虽造门也不肯见,不乘马,不坐船,整天只是“设蓬席斋。束书茶灶。”往来于江湖,自称“散人”,宋南渡后誉为“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压波堂赋》有“笔床茶灶,瓦盆藤尊”之句。唐诗人陈陶《题紫竹诗》写道:“幽香入茶灶,静翠直棋局。”可见,唐宋文人墨客无论是读书,还是下棋,都与“茶灶”相傍,又见茶灶与笔床、瓦盆并例,说明至唐代开始,“茶灶”就是日常必备之物了。

  古时把烘茶叶的器具叫“茶焙”。据《宋史·地理志》提到“建安有北苑茶焙。”是有名的,又依《茶录》记载说,茶焙是一种竹编,外包裹箬叶(箬竹的叶子),因箬叶有收火的作用,可以避免把茶叶烘黄,茶放在茶焙上,要求温度小火烘制,就不会损坏茶色和茶香了。

  除了上述例举的茶具之外。在各种古籍中还可以见到的茶具有:茶鼎、茶瓯、茶磨、茶碾、茶臼、茶柜、茶榨、茶槽、茶宪、茶笼、茶筐、茶板、茶挟、茶罗、茶囊、茶瓢、茶匙……等。究竟有多少种茶具呢?据《云溪友议》说:“陆羽造茶具二十四事。”如果按照唐代文学家《茶具十咏》和《云溪友议》之言,古代茶具至少有24种。这段史料所言的“茶具”概念与今是有很大不同的。

发展

  “美食不如美器”历来是中国人的器用之道,从粗放式羹饮发展到细啜慢品式饮用,人类的饮茶经历了一定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品饮方式,自然产生了相应的茶具,茶具是茶文化历史发展长河中最重要的载体,为我们解读古人的饮茶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茶树发源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贵州一带,汉代四川一带的经济已相当繁荣,饮茶在当时的士人生活日益凸现。王褒《僮约》中记载“烹荼尽具,酺已盖藏”,明确提到烹茶用的茶具。三国张揖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姜葱芼之……”,说明当时的饮茶方式是先把茶饼炙烤一下,捣成茶末后放入瓷碗中,然后冲入开水,喝时还要加些葱、姜等调料。

  唐·团饼茶·煎茶·南青北白唐代中期,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从中国的西南一带渐渐向长江、淮河流域北移,产茶区域的扩大,加上茶叶加工技术的改进,大大促进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羽《茶经》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茶的产地、生态、采摘、制造、加工、煮饮等,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白瓷出现于北齐,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当然,饮茶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唐白釉煮茶器:茶碾、风炉、茶釜、带托盏唐白釉花口带托盏宋·团饼茶·点茶·黑瓷宋代是茶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茶叶种植区域进一步向北推进,茶叶产量也进一步提高,并出现了大量的茶文化著述,如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蕃的《北苑贡茶录》等等。饮茶在宋代变得更加普遍,“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说即形成于宋代。

  宋代的饮茶主要以点茶为主,煎茶为辅,在点茶基础上升华为斗茶、分茶和茶百戏。盏是宋人对茶碗的称呼,由于宋人崇尚白色的汤色,因此宋代的黑釉盏特别盛行。黑釉盏以福建建窑产的兔毫、油滴、鹧鸪纹最为有名,建窑生产的黑釉盏底部刻有“供御”、“进琖”字样的,是进贡给宋皇室的御用茶具。

  在建窑黑釉盏的影响下,江西吉州窑、四川广元窑也大量生产民用黑釉盏。不仅在南方流行,北方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一些窑场也生产黑釉盏,定窑、磁州窑生产的黑釉茶具量也很大。

  汤瓶是点茶必不可少的茶具之一,其作用是烧水注汤。汤瓶的制作很讲究,“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或以银、铁、瓷、石为之。”黄金制作的汤瓶是皇室以及达官贵族才能使用的茶具,对于普通阶层人士而言,瓷质汤瓶才是首选。从出土的宋代茶具来看,南、北方瓷窑都有生产此类瓷汤瓶,尤其是南方的越窑、龙泉窑以及景德镇窑,汤瓶的数量更大。汤瓶的造型为侈口,修长腹,壶流较长,因为宋代注汤点茶对汤瓶长流要求极高。南宋著名画家刘松年《斗茶图》中清楚地描绘了汤瓶的形制,呈喇叭口,高颈,溜肩,腹下渐收,肩部安装很长的曲流,应是宋代汤瓶的真实写照。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潮,除享誉盛名的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外,浙江的越窑、龙泉窑青瓷,福建的建窑、同安窑,江西吉州窑,北方的磁州窑均生产陶瓷,这些窑口大量生产不同类型的茶具,千年之后,我们借助这些陶瓷茶具可以领略当时饮茶之盛况。

  除了陶瓷茶具,宋代的金银器和漆器制作也很发达,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银制茶具以及漆盏托等茶具。

  穷奢极侈的宋代饮茶发展到元代已开始走下坡路,因团饼茶的加工成本太高,其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大榨小榨”把茶汁榨尽,也违背了茶叶的自然属性,所以到了元代,团饼茶开始式微,唐宋时即已出现的散茶开始大行其道。宋龙泉窑青釉暗刻花汤瓶明·散茶·撮泡·瓷器和紫砂散茶的真正流行是明代洪武二十四(1391)以后的事,据《野获编补遗》记载:“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日,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由此“开千古茗饮之宗”,散茶于是轰轰烈烈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明代的散茶种类繁多,虎丘、罗岕、天池、松萝、龙井、雁荡、武夷、大盘、日铸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茶类,这些散茶不再需要碾罗后冲饮,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陈师道记载了当时苏、吴一带的烹茶法:“以佳茗入磁瓶火煎,酌量火候,以数沸蟹眼为节,如淡金黄色,香味清馥,过此而色赤不佳矣!”即壶泡法;而当时杭州一带的烹茶法与苏吴略有不同,“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其实无论是壶泡还是撮泡,较之前代更加简便,而且还原了茶叶的自然天性。

  由于茶叶不再碾末冲泡,前代流行的碾、磨、罗、筅、汤瓶之类的茶具皆废弃不用,宋代崇尚的黑釉盏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景德镇的白瓷。屠隆《考般木余事》中曾说“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张源在《茶录》中也说“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茶色,次之”,因为明代的茶以“青翠为胜,涛以蓝白为佳,黄黑纯昏,但不入茶”,用雪白的茶盏来衬托青翠的茶叶,可谓尽茶之天趣也。

  饮茶方式的一大转变带来了茶具的大变革,从此壶、盏搭配的茶具组合一直延续到现代。

  茶壶在明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在此之前有流、带把的容器皆称之为汤瓶,亦谓偏提,到了明代真正用来泡茶的茶壶才开始出现,壶的使用弥补了盏茶易凉和落尘的不足,也大大简化了饮茶的程序,受到世人的极力推崇。

  虽然有流有柄,但明代用于泡茶的壶与宋代用来点茶的汤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明代的茶壶,流与壶口基本齐平,使茶水可以保持与壶体的高度而不致外溢,壶流也制成S形,不再如宋代强调的“峻而深”。明代茶壶尚小,以小为贵,因为“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真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似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于他茶,亦无不可。”

  明代的茶具从材质上来讲,以瓷器和紫砂为主。明代景德镇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全国的制瓷中心转移到景德镇,烧制的青花、釉里红、青花五彩等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改进,而明代仿宋代定窑、汝窑、官窑、哥窑的瓷器也很成功,特别是永乐朝烧制的白瓷,胎白而致密,釉面光润,具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韾,明如镜”的特点,时人称之为“填白”,以“填白”釉烧制的茶盏,造型稳重,比例匀停。

  明代散茶的冲泡又直接推动了紫砂壶艺的发展。宜兴位于江苏省境内,早在东汉就已生产青瓷,到了明代中晚期,因当地人发现了特殊的紫泥原料(当地人称之为“富贵土”)紫砂器制作由此发展起来。相传紫砂最早是由金沙寺僧发现的,他因经常与制作陶缸瓮的陶工相处,突发灵感而创作了紫砂壶。据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载,紫砂器制作的真正开创者应是供春,供春是明正德年间的学仕吴颐山的家僮,吴颐山在宜兴金沙寺读书时,供春在一旁侍读,聪慧的他向金沙寺僧学习了紫砂制作技法,制成了早期的紫砂壶,供春遗留下来的紫砂作品廖廖,但他却是宜兴紫砂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人。

  明代的紫砂名家有董翰、赵良、袁锡、时鹏,其后时大彬成为一代名手,其制壶“不务研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因时壶“大为时人宝惜”,当时就有人仿制时壶。时大彬后还出了不少名家,如李仲芳、徐友泉、陈用卿、陈仲美、沈君用等等,紫砂在明代得到极大的发展。

  因紫砂土质细腻,含铁量高,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水性,用紫砂壶来冲泡散茶,能把茶叶的真香发挥出来,无怪乎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到:“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因此紫砂壶一直是明代及以后茶壶的主流。

  到了清代,传统的六大茶类如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已全部形成,茶叶的内销及外销都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各地茶馆林立,民间喝茶更加普遍,茶真正走向世俗化,由此社会对茶具的需求量也大大提高。明陈用卿款紫砂壶清代·散茶·撮泡·青花粉彩与紫砂清代饮茶习俗与明代无异,因此茶具基本上是明代的延续和发展。清代景德镇瓷窑在明代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除了生产传统的青花、素三彩、釉里红、斗彩等瓷器外,还新创了粉彩、珐琅彩等新品种。特别是乾隆一朝,新创了集各种工艺于一体的陶瓷,并能生产仿木纹釉、仿石纹、仿青铜彩、仿绿松石釉的瓷器,把中国陶瓷工艺推向历史的新高峰。康、雍、乾三朝皇帝都喜饮茶,曾在宫中多次举行茶宴,宴请文武百官,场面宏大,景德镇瓷窑生产大量茶具来满足宫廷饮茶的需要。

  宫廷饮茶讲究排场,而民间饮茶则率性随意,茶具也多了几分野逸之气。清代民用陶瓷茶具的造型更加活泼,纹饰则更加生动。各地由于饮茶习俗不一,而形成了颇有地方特色的茶具。蒙古族、藏族地区喜欢奶茶酥油茶,其地流行瘿木奶茶碗、鎏金银质茶具。而闽、粤潮汕一带则善烹功夫茶,喝功夫茶则有专门的茶具,称之为“潮汕四宝”——风炉、玉书煨、孟臣罐、若琛瓯。

  紫砂茶具仍是清代茶具的重要分支,经过明代的初步繁荣,清代紫砂茶具又一次迎来了新的创作高峰。如果说明代紫砂壶尚嫌粗朴的话,清代紫砂制作工艺则大大提高,其泥料细腻,制作规整,出现了像陈鸣远这样的大名家。嘉、道以后,文人雅士相继加入制壶工艺,使紫砂茶具的人文内涵大大提高。“西冷八家”之一的陈鸿寿与一代名手杨彭年合作的曼生壶成为文人壶的典范。此外,郭频迦、朱坚、瞿应绍、梅调鼎等文人也纷纷加入紫砂茗壶创作行列,他们以紫砂为载体,发挥其诗、书、画、印之才情,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美绝伦的紫砂艺术品。

  除陶、瓷、金属茶具外,竹、木、牙、角等各种材质在茶具上的运用也是清代茶具异彩纷呈的特点之一。椰壳雕工艺在我国很早就运用了,但大量用作茶具则是清代以后的事,清代的茶碗、茶杯、茶壶由椰壳镶拼而成,并且在椰壳上雕刻纹饰,制作工艺十分精美。

  木胎贴簧工艺制作的提盒可用来放置茶点,便于外出郊游时携带。此外象牙制作的茶则、翻簧的茶壶桶、黄花梨茶壶桶、银胎錾珐琅茶盏、铜胎画珐琅提梁壶等等,把清代茶具演绎得更加多姿多彩。

  从茶具形制上讲,除茶壶和茶杯以外,盖碗是清代茶具的一大特色,盖碗一般由盖、碗及托三部分组成,象征着“天地人”三才,反映了中国人器用之道的哲学观。盖碗的作用之一是防止灰尘落入碗内,起了有效的防尘作用;其二是防烫手,碗下的托可承盏,喝茶时可手托茶盏,避免手被烫伤。

  清代茶具的多样化还体现在茶托形状的变化上,茶托最早出现在两晋南北朝时,从出土的青瓷盏托可见南朝时越窑就已生产茶托了。清代的茶托品种丰富,花样繁多,有的因制成船形,称之为茶船,还有十字形、花瓣形、如意形等等。

  清粉彩折枝牡丹纹茶壶

  清青花诗文茶壶

  煮茶茶具的改进

  古人饮茶之前,先要将茶叶放在火炉上煎煮。在唐代以前的饮茶方法,是先将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米粉等,制成茶团或茶饼,饮时捣碎,放上调料煎煮。煎煮茶叶起于何时,唐代以来诸家就有过争论。如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说:“于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后人看到魏时的《收勘书图》中有“煎茶者”。所以认为煎茶始于魏晋。据《南窗记谈》“饮茶始于梁天监(公元502年)中事。”而据王褒《憧约》有“烹茶尽具”之语,说明煎煮茶叶需要一套器具。可见西汉已有烹茶茶具。时至唐代,随着饮茶文化的蓬勃发展,蒸焙、煎煮等技术更是成熟起来。据《画谩录》记载:“贞元(公元785)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其后稍为饼样,故谓之一串。”茶饼、茶串必须要用煮茶茶具煎煮后才能饮用。这样无疑促进茶具的改革,而进入一个新型茶具的时代。

  从中世纪后期来看,宋、元、明三代,煮茶器具是使用一种铜制的“茶罏”。据《长物志》记载:宋元以来,煮茶器具叫“茶罏”,亦称“风罏”。陆游《过憎庵诗》日:“茶罏烟起知高兴,棋子声疏识苦心。”依此说,宋陆游年间就有“茶罏”一名,元代著名的茶罏有“姜铸茶罏”,《遵生八笺》说:“元时,杭城有姜娘子和平江的王吉二家铸法,名擅当时。”这二家铸法主要精干罏面的拔蜡,使之光滑美观,又在茶罏上有细巧如锦的花纹。“制法仿古,式样可观,”还说“炼铜亦净……或作。”实指镀金。由此可见,元代茶罏非常精制,时至明朝,社会也普通使用“铜茶罏”,而特点是在做工上讲究雕刻技艺。其中有一种饕餮铜罏在明代最为华贵。“饕餮”是古代一种恶兽名,一般在古代钟鼎彝器上多见到这种琢刻的兽形。是一种讲究的琢刻装饰。由此见到,明代茶罏多重在仿古,雕刻技艺十分突出。

  中国中世纪后期,除了煮茶用茶罏,还有专门煮水用的“汤瓶”。当时俗称“茶吹”,或“铫子”,又有“镣子”之名。最早中国古人多用鼎和镬煮水。《淮南子·说山训》载:“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高诱注:“有足日鼎,无足日镬”。(明清时期,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把“镬”叫锅。)从史料记载来看,到中世纪后期,用鼎、镬煮水的古老方法才逐渐被“汤瓶”取而代之。

  过去一些作家认为,中国约在元代出现“泡茶”(即“点茶”)方法,因此元代煮水器具为之一变(指改制用汤瓶)。但据笔者所收集的史料来看,煮水用瓶在南宋就存在了。这里顺便摘引两条史料为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记载说:“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近世(指南宋)沦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难以候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依罗大经之意,过去(南宋以前)用上口开放的鼎、镬煮水,便于观察水沸的程度,而改用瓶煮水,因瓶口小,难以观察到瓶中水沸的情况,只好靠听水声来判断水沸程度,《鹤林玉露》又说:“陆氏(陆羽)之法,以末(指碾碎的茶末)就茶,故以第二沸为合量下末。”陆羽是唐朝人,是《茶经》的作者,被认为是中国唐代茶文化兴起的奠基人。这样一个茶家煮水都使用“镬”,足可说明唐代还未曾使用“汤瓶”。又据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煎茶歌》中谈到煮水说“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苏轼的这段诗词可以作为宋以来煮水用“汤瓶”的又一很好的例证。

  明朝,沦茶煮水使用“汤瓶”更是普遍之事,而且汤瓶的样式品种也多起来。从金属种类分,有锡瓶、铅瓶、铜瓶等。当时茶瓶的形状多是竹筒形。《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说,这种竹筒状汤瓶好处在于“既不漏火,又便于点注(泡茶)”。可见汤瓶既煮水又可用于泡茶两种功用。明代同时也开始用瓷茶瓶,可是因为“瓷瓶煮水,虽不夺汤气,然不适用,亦不雅观。”所以实际上,明代日常生活中是不用瓷茶瓶的。明朝“茶瓶”中还有奇形怪状的作品。见《颂古联珠通集》“一口吸尽江南水,庞老不曾明自己,烂碎如泥瞻似天,巩县茶瓶三只嘴。”明朝竟有三只嘴的茶瓶,稀奇到了脱离生活实际的地步。无疑,这种怪异茶瓶只能作为收藏装饰物,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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